2002年3月,上海选派的30位年轻干部分别到达江西省30个县(市)，担任挂职县委副书记。其中21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余则交通相对闭塞。屈指算来，他们认真实践“让上海人民放心、让江西人民高兴”的严格要求，已经历了500多个日日夜夜。
　　
挂职决不挂在嘴上
　　王力平初到乐安，一天，发现大山里冒出滚滚浓烟。这是怎么回事？办公室干部答道：“没啥,清明烧纸，年年如此”。“不!”眼看明火从山中窜出，王力平断定发生了火灾。这是上海挂职干部到江西后遭遇的第一个考验。
　　王力平立即调集公安、消防及乡村干部，约1000余人，疾步来到20公里外的火场，这时过火面积已达400余亩。经过12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保住了刚刚投资修建的“110变电站”及部分村庄。群众谁也认不出他的脸膛，但从他的“上海普通话”中，辨认出这就是上海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30位上海干部很快进入角色，有的分管政法，有的分管招商，还有的分管工业……在宜黄县，挂职干部王祖彪还被委以财政大权。联络组组长、安远县县委副书记瞿新昌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一只萝卜一个坑，挂职决不挂在嘴上。
　　到任头几天，30位干部几乎不约而同，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这块老革命根据地，先后走访了515个乡镇，1200个县属单位，1600个村委会，360所乡村学校，“为迅速改变山区、老区面貌而奋斗”的决心，立即化为挂职干部的实际行动。在兴国县挂职的褚建平为一位尿毒症患者一次捐款3000元，在上饶县的张学富把全部月工资都支援给了3户贫困户和15个小学生……张瑞云在宁都县是个老少皆知的好书记。他以个人工资抚养了3个学生，还动员亲朋好友及身边人救助失学少年达162人。江西省委组织部董赣波说，上海干部在江西不仅分文不取，就连那点工资也成了“帮困基金”。
　　上海挂职干部的行为感染了所在县市的干部们。据统计，当地的干部、老红军赞助的失学青少年超过了一万名。安远县93岁老红军唐老干说:“上海干部为老区孩子掏钱，我们更应该尽力。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当主人不当客人
　　在500多个日日夜夜，江西各级干部对上海干部的锻炼成长倾注了巨大精力。省委书记孟建柱每到一地视察工作，必找挂职干部促膝谈心，勉励他们多作贡献，为上海人民争光。
　　近年来，江西敞开大门，引进人才、资金、项目、技术。30位上海干部全力投入，运用个人影响，为江西招商引资。一年来，引进了69个项目，合同资金达16.9亿元。在宜黄县挂职的王祖彪为迅速改变县城“江西破旧之最”的旧面貌，“六上”金华市，动员客商进山投资；为了把当地产品打进上海市场，从静安区来赣县挂职的崔正明牵线搭桥，引进上海好几家公司与赣县签订供销合约；会昌县的魏涛在上海是搞供销的，他“重操旧业”，动员青浦区到会昌建起了500亩蔬菜大棚，既改变了当地的传统耕作习惯，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来自普陀区的李伟均为上海引进了寻鸟果品市场，瞿新昌落实了赣州脐橙进入上海超市，卢湾区的陆军也把他所在县的优质农副产品领进了上海市场……
　　为扶持江西的本地产业优势，薛在庭率领他所在的莲花县参加了上海10万平方米园林工程招投标，并引进了上海园林企业在莲花县建立苗木基地。根据各地县情，挂职干部们还纷纷建言献策。修水县的吴耀祥提出了建立私营城等4条建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安义县的赵萌提出拓展塑钢行业，兴办民营经济的兴县之策；在江西第一大县波阳挂职的范洪耀分析波阳、崇明两县对比优势，建议充分利用水面，把崇明蟹种引进鄱阳湖，做大蟹业经济；为解决贫困山区的交通难，安远县的瞿新昌在上海筹集18万元资金，为贫困山区修通了公路，促使山货流通；潘永俭把上海的林场搬到了浮梁县；都昌县的杨刚、铜鼓县的姚向群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千方百计使当地的产品物尽其用。物流带动了人流，人流带动了两地合作。据粗略统计，一年半来，江西赴沪学习的干部就达1277名，上海去江西考察学习的企业家和干部则在4000人次以上。两地互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应。
　　30位干部都有讲不完的精彩故事，记者只能“挂一漏万”。而发生在今年6月15日宁都县梅江河畔的那场洪水，更让人感受到了水有时也浓于血的事实。那是一个天气闷热的夜晚。县委大楼里只剩下挂职副书记张瑞云。县委书记去了党校，其他领导下乡的下乡、回家的回家……突然一阵雷声响起，张瑞云的心里出现一种莫名的紧张。果然，一阵狂风突然袭来，骤雨倾盆而下，雷声似在屋脊上滚动，闪电照亮了漆黑的县城。雨整整下了3个小时，晚11时，各地报告灾情的电话不断打来。关键时刻，县长从家里火速赶到：“张书记，您守着电话，我组织人员抢险!”“不!我同你一起去!”张瑞云想，别把我当外人，我也是宁都的一员!
　　一出大楼，张瑞云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脚下不见路，水深已没膝。据报告，后山山洪爆发，梅江河堤松动，从梅江河堤上漫出的水朝着县城低洼处倾泻，随时有屋坍人亡的危险。梅江河上游更有一个村庄被冲毁，农民们都爬上了大树……张瑞云脑门上沁出了汗，责任感令他勇往直前。“走！组织人马跟我来！”骤雨中，他拨通了远在上海的妻子的电话：“我要去救人，放心，我会活着回来的。”连回话的时间都没有留给妻子,他关上了手机,向黑暗中冲去……
　　回忆这段经历，张瑞云眼圈红了。他说他后悔给妻子打电话，但当时情不自禁哪，就像壮士诀别。三天三夜后，当宁都人民战胜了这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时，张瑞云打开手机，在未接电话栏里，跳出的竟全都是家里的电话号码。
　　
掏心掏肺为改制
　　挂职干部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最头痛的莫过于国企转制。上世纪70年代，全国著名的横峰纺织机械厂仅木梭产量就占全国的20%。如今这家厂年年亏损，陷入资不抵债的局面。但在转制动员会上，一位老工人竟冲着上海来的县委副书记徐艺锋说:“工厂是我们工人的，谁也没权卖！”余干县转制3年也没有转成功的建筑陶瓷厂、余干酒厂、同仁药业，对立情绪更是严重。江西老表十分看重“国有”这块金字招牌，“宁要国有生活费，不要老板高工资”，几乎是转制工作中遇到最普遍的问题。在这种观念面前，参加转制工作的挂职干部几乎焦头烂额。
　　怎么办?宣传、开会、恳谈、摊家底、亮前程……万安县的许庆龙记不得走访了多少人家，开过多少次座谈会。余干县沈伟忠反映说，有一次走访，至今让他无法忘怀。家住余干县四牌楼34号的李解和是建陶厂的老工人。家访时，沈伟忠见他家庭贫困，当即送上500元，以解李家燃眉之急。几经推搡，李解和收下了钱。但第二天，沈伟忠办公桌上出现了夹着500元现金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缺钱，但钱可以凭我们的双手去挣。我们要的是真心。我今年50岁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您这样诚心诚意为百姓的干部，也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大数目的馈赠。钱，还给你。但从今天起，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
　　从此，李解和从改制的“反对派”变成了动力派。沈伟忠深有体会地说：当群众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百姓时，他们自然会朝着你指引的方向前进。果然，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工作后，余干县的三个国有“老大难”奇迹般的转制成功，没有一人因不满而上访。
　　在横峰县当年全国小有影响的纺织厂，900多个职工曾把徐艺锋包围起来，尽管他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地讲明政策，但台下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着转制的“罪状”，一些激动的工人竟然高喊“徐艺锋滚回去”。正当他一筹莫展时，突然从台下跳上一个人，他便是当年的县委书记周厚丰。“你们叫谁滚回去？”台下肃静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办事务实的农民书记。为了转制，他暗暗地支持着上海挂职干部的工作。“他一不挣我们的工资，二要为我们县的发展招商引资，”周厚丰动情地说，“他是背着干粮袋为我们办事的啊。他掏心掏肺，为的是让你们所有人都能正常地生产、生活。你们这种态度，是工人阶级的态度吗？”
　　长时间的沉默。一位1969年来横峰插队的上海知青王程杰在会场一角带头鼓起掌来，掌声由稀而密。大家似乎都感到，“背着干粮袋来的干部”确实是为他们好。
　　不久，一家浙江公司买下了工厂的产权。原来只生产木梭的工厂，很快发展成了生产多品种纺织机械的企业；原来买断工龄的工人又重新进厂干起了活。据说，工人们的工资比“半死不活”那会儿翻了一番。上海干部计忠、陈百勤、许庆龙、范洪耀等几乎都有这番遭遇，也都有相同感受：凡出台一个政策，都要耐心地向群众说清楚。一旦群众理解了政策，最支持的还是他们。
　　就在记者到达上饶时，在上饶挂职的张学富在途中出了车祸，幸好人未伤着。他在手机里大声向记者说:“我和永新县挂职的陆军在一起。我代表他说两句。我们在赣东北的挂职干部和其他地区的挂职干部一样，都会始终按照‘让上海人民放心、让江西人民高兴’的要求，继续干下去，并干出成果！”
　　30名上海挂职干部的精彩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