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挥别心头之痛
　　多少年来，上海人有一个最不愿与外人道的话题―――住房，那是心头之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关部门作过调查：人均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高峰时占全市户数的60％；四分之一的居民拿公共过道作厨房，一半以上居民用马桶，40％居民烧煤球炉。
　　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发展。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成为关乎上海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问题。早在1989年，上海市就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设想，并提出要在90年代建成4000万平方米的住房，逐步改善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
　　到1991年，集思广益的上海市房改方案出台。与此同时，被上海老百姓称为“民心工程”的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改造工程也开始在上海的老城区铺开……10年，弹指一挥间。上海近百万户、250万居民告别危棚简屋，4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全部解困，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13平方米以上。今天，让我们走进那些普通人家，听他们倾诉心声。
　
　四个上海人的“旧改”情结
　　一架发黑的木梯
　　
韩阿根，男，40岁，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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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凤城新村韩阿根的家，记者的目光被阳台上一架木质楼梯吸引了。它由窄窄的木板镶拼而成，色泽微微发黑，分明已经有些年月。韩阿根告诉记者，从惠民路棚户区搬来这里时，妻子、哥嫂都说把这个木楼梯扔了，但是父亲韩恒义却执意不肯：“这是我亲手做的，在棚户里住了50多年，就让我把它留下做个纪念吧！”没想到，这个幸存下来的楼梯，如今却成了一家人怀念过去岁月的凭藉。
　　【口述实录】每次看到这架楼梯，都让我想起老屋门前同样窄窄的弄堂。
　　那时，父母亲住在楼下，我、妻子、儿子、哥、嫂和侄女六个人住在阁楼上。楼梯就搭在弄堂边，由于弄堂很窄，楼梯就做得很陡。那年，我们存钱买了一个大彩电，但弄堂还没有彩电的包装箱宽，怎么也搬不进来。我们只好把包装盒拆掉，才勉强搬了进去。楼下潮湿狭小，没有地方放彩电。楼梯又陡又窄颤悠悠，我怎么也不敢拿着价值几千元的彩电去冒险啊！最后，还是哥哥出了一个主意，用被子裹好彩电，在外面捆上绳子，我和妻在上面拉，哥嫂在下面托，才把彩电搬上阁楼。
　　因为那条窄小的弄堂，我还丢过三辆脚踏车。为什么？弄堂小，脚踏车根本进不来，停在弄堂外，就接二连三地被人偷走。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那次。那年，我们的孩子刚刚出生，为了给妻子和孩子补营养，我每天订两瓶牛奶―――这对于生活拮据的家庭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脚踏车被偷了。当时180元一辆的脚踏车，相当于我们一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啊！买新车，家庭“财政”就陷入困境；不买吧，我要每天步行个把小时去车站坐公交车上班。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争了半夜。天蒙蒙亮时，我流着泪答应妻子：把一天两瓶牛奶减到一瓶……
　　我们住的棚户区在十五棉纺厂与十六棉纺厂之间，小小的一个地方，挤着上百户人家，根本没有开发价值。我以为，那条窄窄的小弄堂要伴我度过一生了。但是“365危棚简屋改造”这一民心工程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1999年我们搬到了凤城新村的新家。
　　2000年前后，父亲心脏病加重了，半夜会突然休克。有几次，医生告诉我：如果晚送几分钟，就救不回来了。我时常回想，如果那时我们还住在惠民路的棚户里，不要说救护车开不进来，就是担架也没法进出……我们一家真的感激政府啊！
　　一本泛黄的日记
　　郑期蓉，女，19岁，商业会计学校学生
　　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钥匙，第一次打开新居的大门，郑期蓉一家高兴地抱成了一团。热泪涌出了女孩的眼眶：“妈妈，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
　　走进郑期蓉的小卧室，简约而温馨，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打理。从写字台的抽屉里，郑期蓉拿出一叠微微泛黄的日记簿，对记者说：“从小，我就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翻开日记，记者看到了一位女孩走出旧里的心路历程。
　　【口述实录】我们家原先住在大田路简陋的旧里中，简直就是72家房客，十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屋檐下，没有卫生设备。我和爸妈挤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空间里，家里的桌子、椅子、沙发都是折叠式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一到晚上，我们把桌椅收掉，翻开沙发―――它就是我的“床”，我在这张“床”上一睡就是10多年。
　　回想起童年，我最怕就是同学上我家。一到寒假，同学们经常互相串门，我也被邀请去同学家玩。很多同学都有自己的房间，看到他们亮堂堂的居室，我除了羡慕还有的就是难过。轮到同学来我家玩的时候，我犹豫了，我不敢让他们来我家啊！那怎么能称为“家”呢？但，同学们还是来了。尽管爸妈做了很多好吃的招待同学，但是，他们连一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同学们走了以后，我扑在妈妈怀里哭了。我多么希望和同学们一样拥有一个亮堂堂的家啊！
　　三年前，我面临一个人生的转折口―――中考。每天我都只能趴在折叠桌上写作业，一到晚上，左邻右舍回来了，炒菜声、聊天声、吵架声，满耳都是嘈杂，想专心都难。就在我中考前一个礼拜，家里来了一个亲戚，父母亲要陪着聊家常，我就被送到邻居家里去复习。我心里真的怨啊，恨极了这破旧的小屋子。
　　等了十几年、怨了十几年、盼了十几年。今年1月份，我们终于盼来了旧里拆迁，分配给我们一套三林地区两室一厅的房子。三林在浦东，爸妈上班、我上学都在浦西，看地图真的很远。那天晚上，爸妈和我商量把新房子置换掉，在市区买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我坚决反对：“我太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了，哪怕再远，我也愿意。”―――那是从小到大我和爸妈之间的第一次争执……
　　搬到三林后，我们发现，我们家周围就有菜场、超市，生活很方便。现在卢浦大桥通车了，有了直达浦西的公交车，交通也不再成问题了。我每天都要把我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翻翻以前的日记，想想当年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天堂中。
　
　一只传家的马桶
　　刘凤珍，女，53岁，下岗在家。
　　浦东银山路342弄3号楼401室的两室一厅，宽敞透亮，冬暖夏凉。女主人刘凤珍把整套房子收拾得干净、简洁，深棕色的组合家具配上乳白色的墙面，很契合这个三口之家安详的生活氛围。不过，在刘女士家的储藏室中，记者发现了一只铁箍已有点生锈的马桶，它的背后也藏着一个动迁家庭的酸甜苦辣。
　　【口述实录】虽然搬进新居已有四五年了，这只马桶我还是舍不得扔。
　　从前我家住在陆家嘴的菊园地区，那是一个20多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清一色低矮潮湿、霉味四溢。夏季暑气逼人，雨天屋漏处处；冬季寒气嗖嗖，冷风穿过门缝；一家一只马桶，一家一只煤炉。那里街不成街，巷不成巷，两辆自行车并排，会把通道堵住。外来人进入这一小区，常常这样发问：“这里是上海的一角？”
　　对于菊园，我最难忘的就是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弄堂里稀哩哗啦刷马桶的声音。每天早上出门上班，路过刷马桶的地方时，我都要提起裤脚管踮着脚尖走，生怕被地上的残迹溅脏了衣服，夏天的时候，整个弄堂味道别提多难闻了，再加上蚊子苍蝇，那种日子现在想起来心里就难受。1997年菊园动迁，我问15岁的女儿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她的回答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妈妈，只要有抽水马桶，什么房子都行。”我当时笑中带泪地说，“傻孩子，新公房都有抽水马桶的。”
　　后来我们分到了现在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第一次进屋子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不约而同地直奔卫生间―――终于可以告别用了二十多年的马桶了，那种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可是，真到搬家的时候，要扔掉那只老马桶我却怎么也下不了手，结果菊园老家的家具中，只有这只马桶和我们一起住上了新家，只不过现在它已经彻底退休，成了我们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回忆，我女儿也不嫌它老土、更不嫌它脏。偶尔打开储藏室，看到它就让我们一家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不知道女儿和未来的孙辈们会不会把它当成传家宝，但这只马桶确实见证了我们一家从危棚简屋到今天宽敞明亮居住条件的变迁。
　　
一块生锈的门牌
　　余兆泰，75岁，建工集团退休干部
　　现居桃浦十村的余兆泰老人，小心翼翼地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方布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蓝底白字、边角已然锈迹斑斑的门牌号码―――“潭子湾路一六一弄71号”。在这块门牌号码下，余家在昔日上海最大的棚户区“两湾一宅”的潭子湾一住就是40多年。如今，在余家低矮简陋二层平房的旧址之上，昂首耸立着风景如画的沪上名盘“中远两湾城”。虽然离1998年的动迁已有5年之久，但和一万多户从“两湾一宅”走出来的人家一样，说起当年的动迁，说起桃浦的新居，余兆泰就有说不完的话。
　　【口述实录】“翘首盼动迁，今日庆实现。告别潭子湾，美景展眼前。劳碌大半辈，享受乐晚年。”
　　这是我1998年搬入桃浦十村新居时有感而发写的一首诗。
　　从前，我们一家13口人挤在55平方米的平房中，那里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雨，里面滴嗒滴”，洗的衣服从来都是阴干的，晒被子要到外面的马路上抢位子，开门就是对门的厨房，蚊蝇肆虐，臭虫满地，夏天热死，冬天冷死，出门过苏州河要摆渡，喝水要到专门的给水站去挑，整个潭子湾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天早上倒马桶都要排队，生活条件真是苦不堪言。
　　动迁第二年的黄梅雨季，是我家这40多年以来，过得最舒坦的一个6月。从前一到黄梅天，我家的日子简直没法过了，家里凡是能装水的盆盆罐罐都得拿出来接雨防漏，而如今我和老伴却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任凭窗外雨多大、风多疾，再也不用担心“屋漏又逢连夜雨”了，这种感觉真叫人开心。
　　1998年动迁的时候，我家是“两湾一宅”第一批签动迁协议的，一共分到了三套房子，都在桃浦新村，儿子、女儿和我们老俩口都住上了新房。搬家的时候，我亲手把这块陪伴了我们四十多年的门牌号码取下，作为对过去生活的永久回忆和现在幸福生活的实物见证，它已成了我家的宝贝。前两年，我又到“两湾一宅”故地重游，看到现代化的中远两湾城，再想想过去的危棚简屋，真是感慨良多，忍不住又写了几句，题为“故地重游赞巨变”，作为今昔对比的纪念：
　　“动迁告别今重游，满目林立耸高楼。现代建筑园林化，河岸风貌成景观。故地开发今巨变，而今如入花镜游。新兴中远两湾城，典雅恢弘居一流。”
　
　正在消逝的“风景”
　　一线天―――棚户区的弄堂被称为“一线天”，家家户户为了抢占空间，在弄堂里搭建、堆放，弄堂越变越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曾有民谣如此描绘：“棚户‘城中村’，不知晨与昏。难见窗外一线天，一日三餐要开灯。”
　　弹格路―――弹格路是那种青石条铺就的里弄式的小路，人走在上面有脚高脚低的感觉，一部黄鱼车踏过去颠得嘭嘭乱响。如今，高低不平的弹格路已经成为历史遗迹，只有在历史博物馆中或影视基地才能看到。
　　给水站―――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老城厢还有不少给水站，是为了保证家里没有安装自来水的市民饮用水，由政府出资修建。所谓“给水站”不过是一只自来水龙头，由一个阿姨负责，定时开放，一分钱一担水。棚户区的弄堂大多很狭窄，消防车开不进去，大水池里平时蓄满水，兼有消防的功能。1999年夏天“引水入屋”的市府实事工程完成，上海人永远告别给水站。
　　煤球炉―――煤球炉，是过去上海家家户户少不了的东西。因为一家老小的吃喝全得靠它呀。它体积不大，大了在上海的灶披间里放不下。若把乡下人烧的大灶砌在上海人的灶披间里，那烧饭的人就走不进去了。所以，煤球炉与给水站一样，是适合于上海人当时生活条件的一个特产。
　　老虎灶―――老虎灶又称熟水店（也就是专卖开水的店），因烧水处的炉膛口开在正前方，如一只张开大嘴的老虎，灶尾有一高高竖起的烟囱管，就像老虎翘起尾巴，因此上海人很形象地称之为老虎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老虎灶全盛时期，上海共有2000多家老虎灶。以后随着供水系统的不断完善逐年递减。如今，曾伴随上海人近百年的兼茶馆、澡堂于一体的老虎灶，在上海人的眼中彻底消失。
　　倒马桶―――每天一大早，在上海的棚户区和旧里弄，倒粪站前挤满拎着各式各样的马桶、痰盂的男女老少―――这被称为上海老城厢一道苦涩的“风景线”。20年前，上海棚户地区以及石库门里弄居民尚有500万户人家在用马桶，随着旧城改造、市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马桶终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