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走过一条“破茧”之路。“茧”，就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而形成的一系列旧体制、旧机制。
　　新一轮发展要求上海彻底“破茧而出”―――消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加快制度创新，上海才能“一飞冲天”，这是许多代表委员的共识。
　　
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构建“服务高地”
　　政府自身的规范化建设，关系上海未来发展。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通过机构改革实现“瘦身”；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取消和调整40％的审批事项；实现“大通关”，口岸通关效率一举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邬鸣飞委员认为，中国已入世，上海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还需不断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切实转换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他将这场改革比喻为“外科医生给自己动手术”，认为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决心。
　　段祺华委员指出，上海推进这项改革态度十分坚定，但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仍然存在一些“恋权”思想，这也恰恰说明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确保政府职能的转化、弱化、强化，使之逐渐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海要努力构建政府服务高地，进一步推进简化行政审批等各项改革，这是代表、委员们共同的呼声。高效、廉洁政府必然是透明政府。蒋洪代表提出，在创新政府管理体制过程中，政务公开问题必须得到充分重视。政府应建章立制，对公共财政收支等情况，要更加全面地公开，接受监督，促进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创新经济运行机制：营造“投资福地”
　　近年来上海土地、劳动力成本较周边地区偏高，但外资仍源源不断涌入。代表、委员们认为，这是因为上海政府机构效率高、政策透明度强、市场秩序好，构成综合成本优势。居安思危，大家纷纷建议上海进一步创新经济运行机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努力把上海建成“交易成本低、商务机会多、市场秩序好”的投资福地。
　　私营经济已是上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市工商联的李念政等委员指出，目前私营经济在上海的进一步发展仍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要转变观念，给予非公有制企业同等待遇。具体而言，应建立政策规制，消除不公正和相互冲突的条款；要及时向非公有制企业发布商务信息；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设“禁区”的投资领域，都应向非公经济开放。张文蔚委员特别指出，长期以来，只有待业、辞退职等五类人员被允许申办私营企业，制约了上海私营经济发展。他建议本市尽快出台扩大私营企业投资主体范围的地方性法规，明确除国家公务员、现役军人等，其他人都能投资和从事经营活动。
　　代表、委员们还强调要加大市场秩序的整治力度，特别是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尽快建成城市经济的诚信体系和框架。彭镇秋代表认为，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只有形成市场化运作的信用产业，“信用”才能在市场中扎根。政府应腾出空间，由社会中介来承担企业信用评价。本市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难题也引起代表委员的关注。比如，资信公司向银行提供的资信资料失真造成银行损失，如何赔偿？他们建议上海尽快制订相关地方法规予以明确。
　　
创新社会保障体系：为发展提供安宁“腹地”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上海实现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因此成为上海发展全局中一枚重要棋子。代表、委员们认为，本市已初步形成以社会保险为主体、政府救济为依托、社会互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要为新一轮发展提供安宁的“腹地”，这一体系还不够完善。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堪称世界性难题。当前上海医保改革最根本的困难是：如何处理好有限的医疗资源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在转变机制的同时，兼顾部分高费用、低收入职工的接受度？如何控制医疗费用？
　　面对这些深层次难题，贾继锋代表认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改革力度有多大，发展空间就有多大。项斯文委员对此深以为然。他提出，要深化医保、医疗、医药联动改革，更好地以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基本医疗服务；要彻底扭转“以药养医”局面，组建医疗服务集团，改善公立医院服务质量；要深化卫生投融资改革鼓励多元办医……
　　一些代表、委员都提到，对于社保体系改革这类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谢天放代表强调，要以市场化取向、国际化眼光，不断创新，使新制度始终适应发展需要。施德容委员也提出，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积小步为大步、从局部到整体，破除旧体制，创设新制度。
　　就业问题一直是群众关注的热点。代表、委员们提出，要完善“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机制，构筑促进就业的社会责任体系，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开辟就业门路。要大力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落实就业援助困难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