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卫生系统最近动作频频，继去年底出台《关于本市促进社会办医发展民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意见（试行）》（下称70号文）后，最近又确定上海基本医疗服务主体框架，承诺将其成为保障上海人民健康的底线。据估算，上海500余所政府举办公立医疗机构中，大约有300余所能进入这一主体框架。谁进谁出？正在制订中的市、区县两级区域卫生规划会一一解答。
　　主体框架的确定，伴随的将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深化改革，目的是：保障市民得到基本医疗服务，提高公立医疗机构经营效率。这一切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公立医院：保障困难人群的健康底线
　　一个问题：政府为何还要举办300余所公立医疗机构？
　　公立医院作为国家公共卫生医疗机构的主体，长期来肩负着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担，保障弱势人群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带有公益性和社会福利性。但现状正如温总理在报告中谈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群众对看病难等反映比较强烈。
　　这一现状决定了公立医院作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主体框架的必要性，公立医院在引领医疗服务市场、保障社会公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政府履行公共职能、调控基本医疗服务供需的抓手。这一点，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21世纪医学国际论坛上，美国专家给予了有力反证：美国在医疗领域过度依赖市场作用，导致医药费用高达GDP的14%，在形成沉重社会负担的同时，还有30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其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性居发达国家末位。
　　不可避免的，市场运行有着强烈的趋利动向。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今日，还有相当数量的困难人群。有了这样一个主体框架，才会有保障人民健康的底线，它体现的是政府责任。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政府保持一定数量的公益医疗机构，能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市场手段：满足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
　　另一个问题：200家左右的公立医疗机构面临转制问题。
　　主体框架的出台，合理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保障基本医疗的同时，要利用政策杠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多元办医，特别是要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医疗卫生领域。
　　市发改委副主任祝兆松对上海医疗市场这样分析：目前，本市外籍人士约占上海户籍人口的1%左右，而世界同类大都市所占比例一般在5%―10%；此外，港澳台同胞与外地居民大量进入上海，不同人群又具有不同就医需求和就医习惯，必然要求医疗机构开设不同等级、档次和质量的专业医疗技术服务机构；加上有着更多、更高层次医疗需求的上海本地人群，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要求加快形成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主体队伍。
　　市场竞争将成为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降低服务成本的有力手段。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便是药品降价，药价虚高，长期来成为困扰我国医疗保险与服务制度的一个难题，“平价药房”的出现，才迫使药品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实质性下降。
　　政府职能：变“办卫生”为用综合手段“管卫生”
　　第三个问题，主体框架外的非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谁来保障其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市场，服务带有专业技术服务特点，必然带来信息的不对称，医方在医疗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病人往往因为不确定性和盲目性而处于弱势地位，政府的调控和监管就变得十分有必要。
　　与政府投资公立医院的福利性质不同，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在动机上往往更多倾向于市场回报和利润收益，但与其他生产过程不一样，医院生产的产品应是健康的人，卫生领域有其特殊性。
　　上海现有的200多家社会办医疗机构，其年业务收入仅占全市医疗业务收入的3%左右，所占份额微乎其微。毋庸讳言，这些医院中，除极少数外，大多数业绩平平，有的甚至难以为继。由于面临投资回报的压力，服务质量降低和通过开办各种形式“专家门诊”欺骗病人等，问题已开始暴露。
　　政府必须削弱民营医院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平定医疗服务价格，纠正市场失灵。但绝不是靠目前卫生行政部门扮演的医疗机构“老板”和“总院长”角色来实现，而应从“办卫生”转为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卫生”，通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和制定法律规范，加强宏观管理，逐步实行卫生工作全行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