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将成为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这一要求已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尽管人们对这一目标的确立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但经济形势的发展已对上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必须在四大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上海建成中国的研发中心。
　　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亚洲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全世界都在预测21世纪是否将成为“亚洲世纪”时，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有一个预言，他认为，评判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是否领先世界经济，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够成为技术创新之源。由于当时世界的主要技术创新源在美国，因此他预言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
　　20世纪尾声里经济的发展态势印证了克鲁格曼的预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产生，进一步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个规律，靠引进发达国家加工流水线而繁荣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的基础仍然十分脆弱，不掌握技术创新源，所谓的工业化扩张最终只能是不断地形成经济泡沫。
　　从统计数据上看，如今的中国制造业确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居世界第4位，某些产品已成为世界制造基地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中国东莞已成为世界电脑资讯产品制造业重要基地，许多产品已占全球市场相当份额，电脑整机所需零配件95％以上可在东莞配齐。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占世界产量的43％，电脑键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地区已成为中国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基地。
　　然而，如果剖析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就可以明显地发现，我国制造业基本上以加工业为主，重要产业的核心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市场基本上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中国引入外资所提供的主要是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巨大的最终产品市场。从被我国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资企业看，这些企业的研发中心基本上都在海外，引入中国的只是加工流水线，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也十分简单。从全球产业链角度观察，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制造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尽管这一过程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引入外资都必须经历的阶段，但作为改革开放已20多年的中国，尤其是作为将目标定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仅仅引入这类制造业已显得远远不够了。
　　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我国制造业升级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材料工业与装备工业的落后，这可以从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上看出差异。长期以来，我国出口的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轻纺工业产品，而进口的则是技术含量高的装备机械和精密材料，如我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
　　很显然，为了摆脱我国制造业的这种窘境，需要培育一大批具有竞争性生产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在工业品制造和交易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在世界同类产业中处于领头羊地位的跨国企业。这些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且具有一个充满创新能力和氛围的体制环境。
　　上海历来是我国科技与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每年的科研成果不少，但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却不多。我所在的大学是一所知名的理工科大学，我曾经问过我校一位资深的科学家，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有多少科研成果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说不会超过5％。专门从事技术创新的高等院校尚且如此，我国的研究开发能力之低也就不奇怪了。
　　以上这种情况对上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率先成为中国的研发中心已成为上海的历史使命。近年来，上海在营造投资环境、引入大公司、大集团总部等方面已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大城市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日益趋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这一因素会极大地冲击上海实施二产、三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发展制造业的重心应放在成为大企业研发中心上。为此，上海必须将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的改革与企业体制改革相结合，营造一个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科教兴市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