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令中国走进了一个新时代。上海，从此开始谱写全新的发展篇章。
　　抽象的数字显示：1989年－2001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从697亿元增加到4951亿元；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75元增加到12883元。
　　真切的镜头显示：浦东陆家嘴，大片低矮的平房被极具国际大都市气息的现代化楼群所替代；普通市民的住宅，从狭小简陋一变而为宽敞舒适。
　　十多年来，上海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世人惊叹的巨变可以用一句简洁的话语来概括：向党和人民交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细读答卷，其中凸现的一条基本轨迹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
　　
破题篇：抓住根本矛盾，开启观念创新的闸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十分辉煌的上海黯淡了。宏观上看，全市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2个百分点；微观上看，多少年“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上海产品忽然四面楚歌；而市民更是从日常生活中感受着住房难、行路难、用电难……陷入发展困局的上海，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寻找破题之策。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江泽民同志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勇敢开拓上海发展新局面。
　　确实，当年的上海，负重前行，面临着诸多紧迫的矛盾：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支柱的国有工业，效益不断下滑，越来越难以支撑居高不下的财政负担；基础设施长期“失血”，导致城市严重老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令上海经济缺乏活力，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形成鲜明反差……而所有这些矛盾归根到底是一个根本矛盾：生产力发展的滞后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要破解这对根本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发展、再发展。
　　解放生产力，首先必须扬弃常规的发展思路。破题，就从观念“突围”开始了。上海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资金瓶颈”。当时，上海有限的地方财力难以偿还几十年间城市超负荷运转形成的巨大历史欠账。为解上海发展的燃眉之急，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研之后，突破了“有多大财力办多大事”的传统发展概念，提出举债建设的新思路。1987年，首次向国际金融市场借贷32亿美元商业贷款。这一敢为天下先的举措打开了上海按国际规则办事的通道，同时也把上海逼上了一条金融改革的不归路―――由于外债过于昂贵，上海开始千方百计寻找降低筹资成本的办法，组建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就是在这种“倒逼压力”之下探索产生的，发展的思路由此逐渐开阔。
　　而真正带来思想大解放、发展局面大改观的，是国家对上海的几次重大战略决策。
　　第一次是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第二次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最近一次是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几次重大决策，不仅把上海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推到“前锋”，更重要的是，它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上海进行了重新定位。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站在“前锋”位置的上海，视野更加开阔、使命更加明确、思路更加创新。上海，开始奋笔疾书发展先进生产力这部大书。
　　
实践篇：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局面与时俱进
　　1992年4月，在全市工业企业工作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敢于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于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敢于闯不合时宜的政策、办法的‘禁区’。”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上海开始了一次次破冰之旅。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海之所以能够在十多年间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提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调整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解放生产力，关键在于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开放，不仅为上海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而且引入了传统体制外的新生力量，确立了以竞争求生存的市场法则，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市场化改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的开放领域从工业逐渐延伸到金融、商业、房地产乃至教育、卫生、公用事业等领域，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兄弟省市企业纷纷拿到准入证。每一次开放，都会搅活一潭池水，而最终得益者是广大人民。以公交改革为例，其走出长期靠政府补贴、低效运营的转折点就是让各种社会力量都来分食公交这块“大蛋糕”，公交市场从此步入良性循环。2001年上海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达到13.2辆，比1989年增加了3倍，市民真切地感受到公交车越来越舒适、服务越来越好。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带动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
　　作为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印迹极深的特大型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是上海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也是上海消除体制性障碍的一个突破口。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上海没有就国企改革搞国企改革，而是以此为核心，全面推行各项配套改革，很多改革都在全国开风气之先―――率先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制度；率先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国企职工的市场化流动创造了环境；率先构建国家级要素市场体系，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了条件……国企改革，逐渐演变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系统工程。
　　解放生产力，对上海来说，还必须寻求发展新空间。从产业空间看，过去上海是一座生产型城市，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七成，第三产业蕴藏的巨大潜能没有得到释放。再从地理空间看，工业企业大多集中在市中心，几无回旋发展余地。从这两个空间入手，上海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了两大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调整。经济结构，确立了“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从1989年的28.8％提高到2001年的50.7％；生产力布局，确立了“市区体现繁荣繁华、郊区体现实力水平”的原则，市中心区的工厂大量搬迁或关并，腾出空间发展第三产业，而郊区则成为大工业集聚地。
　　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为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01年，上海人均GDP超过4500美元，率先在全国达到比较宽裕的小康水平。
　　
前进篇：发展先进生产力，着眼于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
　　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领导人和全球工商界领导人聚首申城，奏响了APEC在新世纪的第一乐章。在全球各主要媒体的聚焦之下，世界见证了一个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也见证了一个大步走向现代化的上海。
　　今年以来，上海新事、喜事不断：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正式启动；与国际金市接轨的上海黄金交易所鸣锣开张；“大通关”工程令上海口岸的货物进出全面提速，迅速逼近世界先进水平……一条条振奋人心的新闻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上海，正着眼于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
　　生产力的先进与否，必须放在国际坐标体系之下加以评判。今天的上海，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来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上海工业四大基地，全部瞄准世界级：上海化工区，引入BP、巴斯夫、拜尔等世界化工巨头，其目标直指美国休斯敦、德国路德维希等世界第一流的化工区；微电子产业，目前已建成和在建的国际主流8英寸芯片生产线达7条，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微电子基地；国际汽车城，力争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汽车产业基地；精品钢基地，投资450多亿元的十几个大型项目正在建设之中。与此同时，世界顶级的现代服务企业也纷纷逐鹿申城：全球主要航空和航运企业大都锚泊上海；世界知名的银行、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会聚浦江两岸……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上海面向世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胸襟。
　　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求上海以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标准高起点规划和建设。“十五”期间，上海将建200多公里的轨道交通，新建、改建500公里高速公路，浦东国际机场将初步确立亚太枢纽港地位，中心城区的大型公共绿地和郊区的“人造森林”共同构成上海和谐的生态环境……这些蓝图，是上海决策层按照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标准和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广泛的国际招标确定的，它们让世人听见了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有力足音，同时也让每一个市民成为发展的受益者。
　　发展先进生产力，正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历史已经证明，发展先进生产力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但也毋庸讳言，在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有时会和人民群众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发生矛盾。例如上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带来百万市民的大动迁；深刻的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百万职工下岗分流。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的有机统一，通过准确把握改革时机、实行“托底”保障政策等种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积极稳妥地推进了改革发展的各项措施。同时，上海坚持不片面追求产业发展的高度化，而是强调产业发展的合理化，明确了由新兴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都市产业组成的塔型产业架构―――塔的上部体现了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而塔基部分则考虑了创造就业机会的需求。这充分表明了上海对发展的全面理解。发展，让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在十余年间有了质的飞跃：去年，居民人均储蓄存款达到22619元，是1989年的14.9倍；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12.5平方米，比1989年增加了6.1平方米；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从1989年的1.3平方米增加到10.1平方米……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与时俱进中领先一步。申城的巨大变革，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上海的生动实践，上海交出的这份物质文明建设的满意答卷雄辩地说明，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不断探索创新，上海的发展前景将更加美好，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