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孙晓明手持来回机票回到上海时，除了一只公文包外没有其他行李；7个月后，这个拥有英伦“绿卡”的基尔大学讲师卖掉了在英国的房子和车子，最终落户上海卫生系统，并将自己定位在农村基层医疗和妇幼保健岗位上。自“九五”起，数以千计的“孙晓明们”这样回到祖国，在门诊室、手术台上，为“阿拉”的身体健康忙碌着。
　　来自市卫生局的信息表明，从“九五”到“十五”，沪上各级医疗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加大引进海外人才的力度，“海归派”人数已上千。
　　开此风气之先的第一人民医院短短几年已引进137名高层次海外人才，目前全院几乎所有学科带头人都是“外来户”。《上海市卫生系统跨世纪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管理办法》及医学发展基金，这些为他们度身订制的举措也是上海一大创举。作为本土医教科研大本营的二医大，对海外顶尖人才创造性地采取“哑铃式”、“候鸟式”的灵活机制―――持“绿卡”的学者每年回校工作3个月到半年，申请重大课题享受国内同等待遇，“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曹谊林就是这样的“哑铃式”人才；每年回校度假两次，带来国外最先进的理论、技术和研究方法，神经生物学实验室客座教授盛祖杭则是“候鸟式”人才。
　　孙晓明说，退掉回程机票，辞去一份5年的聘用合同及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的基本年薪，渴望的就是上海提供的这个大舞台。一院血液科主任王椿说自己喜欢上海远远超过了多伦多，因为这里有自己的事业。他自信地说：“再奋斗4年，我的待遇一定能赶超留在加拿大的同学。”
　　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说，过去就算留下了人也担心会跑掉；现在“家底”厚了，引进人才挑挑拣拣起来，对吸引高层次人才也有着足够的自信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