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党中央、国务院将召开全国就业工作会议，这是针对当前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预计这一势头还将保持10―20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了经济生活中最为深刻的变化―――就业的大幅度变动。
　　一般说来，就业的变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随着技术进步，劳动需求减少，很多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失业也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我们不仅要完成工业化的目标，同时还要完成向知识经济转变的目标；不仅就业结构需要大幅度的转型，而且就业体制需要彻底转换；特别是这些就业变动是在拥有7亿多劳动力的基础上展开的，规模巨大的劳动力基数近年来又面临快速增长的势头，导致劳动力供给增长远远大于需求的增长。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就业发生了大幅度变动，具体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快速转移，仅“九五”期间就转移了3000万以上，工业内部和服务业的就业结构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就业体制的转换使得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单位就业从占绝对多数的比重，到目前不到40％，非国企就业上升到了绝对多数。这些变动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下岗人员难以迅速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实际失业率不断攀升，构成很大的压力。
　　此外，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问题更为严重，那里新兴产业少，就业吸纳能力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在城镇就业压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又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等待向城镇转移。东部地区，尤其是民营经济和涉外经济发达、就业体制转轨较早的江、浙、沪、粤等地，总体就业压力要轻得多，但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也依然严重。面对上述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提出如下的对策思考：
　　首先，政府应将充分就业目标放在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之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中国进入WTO，政府功能将发生重大转换。如何保证充分就业，如何对失业群体进行保障并促进他们再就业，将日益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
　　其次，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裕、劳动力价格体系富有弹性等优势，借中国加入WTO的东风，积极参加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
　　第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断实现就业创新。浙江等地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上海非正规就业的不断创新，使就业压力明显下降，应在全国推广这些经验。
　　第四，中西部地区在进行大开发的同时，还要做好接受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准备，并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更多地吸纳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使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下降到40％以下。
　　最后，根据知识经济发展和中国居民对教育的旺盛需求的情况，应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扩大其在第三产业中的份额。发展教育产业一方面本身可以解决许多就业；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受教育的人数，延长受教育的年限，减轻就业压力；再一方面可以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解决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并且，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深化可以为中国经济在全球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