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又见到了老市长徐匡迪代表。作为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人，徐匡迪侃侃而谈，学者风度更浓了。话题围绕着如何应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展开。他说，我们要兴利除弊，尽可能做到利大于弊。
　　徐匡迪谈到，目前迫切的问题是农产品的竞争力差，我们现在还不是规模农业，主要靠农民的勤劳，以家庭为单位用传统的方法进行耕作。参加世贸后不能给农产品价格补贴，要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政府只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方面予以支持。美国一年对农业的支持是400多亿美元，日本是200多亿美元，优良种子基本是送给农民的，农村水利设施是国家投资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财政投入重点转变到这些方面，农民就可以得到实惠，减少农本。徐匡迪代表提出，应对国外农产品挑战可以利用非关税、非价格限制，这就是设立自己的技术标准。比如日本的米是全世界最贵的，但是美国的大米难以进入日本。因为日本给食用大米定了100多条标准，美国大米就进不了日本。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饮食习惯出发，制订相应标准，保护我国农民的既有市场。再如转基因植物所生产的产品，许多院士和专家向国务院建议可以采取“标识法”，给消费者知情权。国务院采纳了这项建议。徐匡迪认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必须给自己的制造业一个准确的定位。他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能所有产品都“自力更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最近中国工程院的200多位院士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制造业的完整性居世界第三位，总产值居世界第四位，从手扶拖拉机到火车、飞机都能造。参加世贸后，我们要积极引进外国跨国公司，但也必须避免成为外国企业的零部件加工厂。现在信息产业已经提出要避免空心化，比如“华为”有交换机，“联想”有电脑，但是芯片全是向外国买的，软件是WINDOWS的，路由器也是人家的。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卖了那么多计算机，利也很薄。需要确定哪些行业必须保持完整系统及“自主性”。有些东西不做不行，不然要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展望前景，徐匡迪以坚定的口吻说，参加世贸组织最终会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近期可能会有一些“成长的烦恼”，要为转型期付出代价。但是这一关我们下定决心要闯了，就像当初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全国上下大家一条心，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