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记不清到过古田几回了，但每次一踏上这块革命圣地，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虔诚的心情，在瞻仰、在追寻、在接受洗礼。久而久之，我与古田结下了深深的情结，并伴随我的人生走过了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次到古田，是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那时中学刚刚复课“闹革命”，学校组织我们到古田参观。从我家乡到古田有上百公里的路，而且要翻过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当时我是既兴奋又担忧。想到要去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那是一种“荣誉”，一种“政治待遇”。但对于身体一向羸弱的我，第一次要走那么远的路，心里没底呀。我作了最坏打算，哪怕是倒下了，也要像红军那样，爬也要爬到古田。也许是有了一个信念，有了一个追求，我不仅走完了全程，似乎还不觉得太累。那一次与其说是对我的毅力、体力的检验，不如说是为我人生信仰奠定了一块基石。正因为有了第一次洗礼，我萌发了从军的念头。后来我应征入伍，在四年的军旅生涯中，是古田会议精神一直伴随我成长。记得那是一次军事演习，我的右肩上长了个“疮”，正化着脓。怎么办？那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轻伤不叫苦，重伤不下火线”。我还能说什么，拿起背包，扛上枪跟着队伍出发了。如今这个伤疤，已成了我的“天气预报员”。记得那年我从部队农场刚参加完“双抢”就获得了探亲假。一回到家，老母亲见我晒得黝黑，含着泪花，抖动的双手从我背上撕下了一层还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皮”。也许是我自觉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决同各种小资产阶级行为决裂，很快地入了党，当了班长，实现了从一个老百姓向军人的转变。我怎么也忘不了，在退伍的欢送仪式上，老连长紧紧抱住我号啕大哭。刹那间，锣声停了，鼓没人敲了，全连上下都哭了。那份战友情告诉我，从今以后不论走到哪里，我仍然是位“军人”。

第二次去古田，那是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事了。当时我心中有一个情结，就是想看看古田这十多年的变化，想看看在改革开放中古田会议精神是否闪烁光芒。第一次采访的对象是时任古田镇党委书记的张永淮。张永淮却推荐我去采访一个叫赖永生的农民企业家。１９８４年赖永生联合几户农民集资入股办起了一家企业，可时隔三年，人们对这类企业的性质一直纷争不一，赖永生找到了张永淮，张永淮通过调查后公开表态，只要合法经营，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要大力支持。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古田农民集资入股办企业、办果场、办林场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就这样，张永淮和他的后任者饶作勋，以开拓创新的行动实践着古田会议精神。于是，很快就有了“十里山沟百家厂”，也有了全国革命老区第一个亿元镇。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刊发的长篇报告文学《红土地春潮》，在我所著的《闽西大跨越》一书，以及《红土地大决战》等文章中，都是以古田为典型来解剖闽西老区人民是怎样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正是在一次次解读古田中让我领悟到，古田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一面旗帜，不仅在于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拥有古田精神。

２０００年组织上决定我到市文化局任职，这是我与古田结下的第三次情缘。作为政府的文化主管官员，我每次站在古田会议旧址前，依然觉得自己在接受洗礼。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回是平添了一份责任和光荣，我也成了古田会议精神的一位守望者。我为此十分荣幸，因为这些年，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等相继来到古田。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再次为古田会议题词：“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第三次到古田时指出，“胜利从古田开始”、“胜利从这里走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七一”前夕来到古田，对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建设倍加称赞。福建省委代书记、省长卢展工同志则是把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建设列为福建省“一号政治工程”。我也为此十分欣慰，这些年来，龙岩市委、市府努力打造古田这一品牌，不仅筹资上千万元维修古田会议旧址群，并将原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以及毛泽东同志撰写《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旧址——协成店等申报为第六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同时，还将投资上千万元用于改造现有陈列展览，使之更加生动、具体、吸引人。特别是最近市里提出要研讨古田精神，要把古田会议旧址群纳入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规划，要着力构建古田生态文化经济区。这一切不就正是对市委、市府弘扬古田精神的最好演绎。正如一位新华社记者写道，“古田会议精神正在新时期绽放新的光芒”。

正当古田将迎来新一轮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又传来古田会议纪念馆荣获全国３４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我想这也是饱含几代文化工作者默默守护的辛勤汗水。也许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一代接一代守护下去，但我觉得这对于任何一个文化工作者来说，都将是无悔的选择，也是幸福的、快乐的。

闽西日报 2004－11－5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