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甘孜州的官员说，现在的甘孜地区，从政府到群众，都急切盼望着发展生态旅游。康巴地区多山，居民通常在山坡上开垦农田，种植玉米、洋芋和蔬菜，以维持生计。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开始实施后，在某些地区，退耕面积甚至达到了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在这一背景下，当地政府打出了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口号，希望能借此摆脱困境，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似乎却没有人仔细考虑过，到底怎样，才能算作是生态旅游?放眼康巴地区，四川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

    在中国大力推广“绿色环球21”标准体系的诸葛仁面对这个问题，沉思许久，终于点点头，说：“有，在王朗。”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大熊猫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王朗，实际上迄今为止并未对外开放旅游。王朗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陈佑平提起这一点无比自豪。“在王朗，我们有最专业的观测设备，最齐全的调查数据，每半小时的气象数据，每平方米的动植物分布，我们都心里有数。每年追着我们要在这里做研究的国内外学术机构排成队，他们的钱多，人的素质高，对环境的破坏小，比接待旅游者容易得多。我们为什么要舍本逐末做旅游?”

    现在，不做旅游的王朗每年旅游收入有二三十万，相当于保护经费的1／3。因为能够提供详尽有用的信息，国外来观花赏鸟的游客常常乐于支付每天100美元以上的费用。

    王朗的成功，建立在之前数十年研究人员的资料积累上。但对于急于从旅游中受益的康巴地方政府和社区群众来说，这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康巴的自然旅游资源毫无疑问是第一等的。几天的实地考察下来，所有人都发现，在这里根本无需追求所谓的著名景点，在路边随便停车，四处走走，只要不是已被外来文化侵略污染的扰攘市集，到处都是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这就无怪甘孜州招商局的官员说，我们就像是守在一座金山边，只是不知道怎么像别人那样去挖而已。

    在绝大多数当地政府官员看来，生态旅游与他们所了解的以往的旅游的区别，只是生态旅游更洋气，“把眼光放到国际市场上”，“赚老外的钱”。新的学习榜样是云南。同90％以上的游客来自四川本省和重庆的四川相比，云南一年就从国外游客那里获取了4亿元的旅游收入。这让数字仅有2．4亿元、游客大多来自港澳地区的四川艳羡不已。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地方政府更多地希望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帮助他们扩展国外市场，只要能把外国人引来，一切好商量。一个地方做坏了，无所谓，反正资源多得是，没有康定，还有稻城，稻城做死了，还有理塘。

    然而，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旅游商协会的东尼(Tony Lee)却泼了一瓢冷水。“外国游客花费或许高于本地游客，但获取他们的营销费用也高。”吕植更尖锐地指出，生态旅游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如果真的变成支柱产业，那也就不再是生态旅游了。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整个康巴地区风景和文化的沦丧，从目前许多景区的现状看，变成那样所需的时间，并不会很长。

    王大军给我们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生态旅游搞得最好的王朗山下的白马藏区，过去的风俗，一旦某家有人过世，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前去慰问。但有一次当他们陪同一群外国游客来到那里时，发现一位老人去世半天了，其他人却都忙着做生意，无人过问。他感慨道，虽然房子的外观和装修没变，人们的衣着装束没变，但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精神世界的改变，却使那些外在的东西都成子无本之木。更糟糕的是，在接连不断的失去后，最柔弱无力的当地居民，并不会是最大的和最后的受益者。

    今天的康巴，几乎所有人都在寄希望于生态旅游，所有人都希望告诉大家，这样就是生态旅游。在爱丽丝看来，这就像是传说中的“龙”，但也许大家最需要的，是一头健壮成长的、本地化的猪。“何必要国外昂贵的设计师?何必要领先世界水平的设备?何必要五星级的酒店?一个人如果只是贪图舒服，他根本就不必出门旅游。生态旅游是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风格，谋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追求之间的均衡。”在她演讲的结尾，幻灯片上出现了一头长着翅膀的小猪——因为即使是一头猪，也可能会有飞起来的一天。

三联生活周刊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