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 王海燕
  伟大的城市需要伟大的大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好高校、科研院所作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如何打造一流大学？如何培养高水平人才队伍？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金力，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丁奎岭，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三位全国人大代表。
  回答好“钱学森之问”
  记者：在您看来，最顶尖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顶尖人才？
  金力：
  中国要建设世界最顶尖的大学，我们的责任就是回答好“钱学森之问”。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仅仅为了就业铺路，而是面向国家的未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对基础研究来说，提出好问题是关键。我们培养顶尖人才，是要让他们具备提出新问题、好问题的能力。没有顶尖人才，就没有顶尖水平，而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太多，就是所谓的“关键少数”。一方面，我们要让“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保证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负责制落地见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探索超常规、长链条、开放的未来顶尖人才培养模式，下探基础教育、上接高水平人才，把教育链与创新链、人才链融合起来，合力造就“大师”，而不是增加“掐尖”焦虑。
  我们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引导、激励和保障科研人员：有“从1看到0”的慧眼雄心，敢于立足科学的无尽前沿，善于在无人区、交叉点静心“种好自己的树”，而不是光摘“别人树上剩下的果子”。
  记者：您说的“种好自己的树”，如何理解？
  金力：
  种好自己的树，就是要提出好问题。这个好问题就是树根，树的源头就在我们自己家的院子里。要有“从1看到0”的慧眼雄心，也要有“从0到10”的远见卓识。这个“0”就是好问题，它的本质就是高风险。一流大学的科研工作者就应该挑战那些最难的问题，善于在无人区、交叉点静心“种好自己的树”。
  记者：要达到这样的水平，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生态？
  金力：
  大学应该营造一种更宽松的学术生态，让科研回归科研本身，而不应让人才有太多的压力，尤其是论文的考核压力。如果学者总是把时间花在写短平快的论文，不是在争取经费，就是在争取经费的路上，就很少有时间去做深入的思考，也很难提出好问题。
  当前正处在科研范式变革重要时期，必须以超前眼光加强超前部署，否则就有迭代、降维风险。所以，我们把人才工作和人才培养放在核心位置，厚植基础研究人才成长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沃土。
  以“拔尖”育“拔尖”
  记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如何加强基础研究？
  丁奎岭：
  我认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应该做好“三个区”。
  一是“集中区”，即面向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这是助力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最有效、最急迫的切入点与着力点。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瞄准“大科学”“大工程”中的大问题攻坚克难。
  二是“自由区”，即面向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要打造新型的科技创新平台和一流的创新环境，“深挖”与“交叉”双管齐下，致力于产出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原始性成果。
  三是“融合区”，即面向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要探索实践企业“悬榜”、高校“揭榜”，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等产学研融合的基础研究模式，面向未来推动中长期前沿科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基础科研攻关。
  记者：基础研究的发展与竞争，归根到底靠什么？
  丁奎岭：
  当前全球激烈的科技竞争背后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持续筑牢“两个基础”。一个是“基础研究”，一个是“基础人才”，以“人才基础”筑“基础研究”。
  我们在汇聚人才涓流的同时，也要注重“筑池挖井”。对于大学来说，优秀博士后是人才的“蓄水池”，是基础研究的“上层基础”。要加大对优秀博士后的支持力度，“扶上马、送一程”，为他们到国内外最顶尖大学或研究机构深造创造机会。比如上海交大自主设立优秀博士后留学计划，每年遴选一批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生，给予一定支持和资助，让他们选择到国际上最好的实验室、最顶尖的科学家团队去深造，充分释放他们的创新活力，为博士毕业生成长为“上层基础”人才探索了一条新路。
  记者：除了基础研究的“上层基础”人才，是否还有更基础的基础人才？
  丁奎岭：
  简单地说，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拔尖人才的培养，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以“拔尖”育“拔尖”。对于整个教育体系来说，基础教育是人才的最“源头”，是基础研究的“底层基础”。要持续提升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层次，以拔尖的基础教育教师培养未来的拔尖人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要发挥学科与人才优势，为探索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能引领教育改革发展、带动区域教师素质提升的拔尖教师走出一条新路。
  要扎实筑牢“两个基础”，必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育人情怀。建议国家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支持一流大学博士毕业生进入国际顶尖实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同时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在综合性一流大学里办教育学，为培养拔尖基础教育的教师作更多探索，为基础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
  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记者：大学因大师而兴，以育人为本。您认为应该构建怎样的教育生态？
  梅兵：
  好的教育生态就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有利于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契合多样化发展需求，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系统。
  从大教育生态来说，要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协调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推动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方面形成思想共识和行动协同，特别是要久久为功深化教育评价改革，让每个学生都有出彩的人生。
  从小教育生态来说，要形成草木繁茂、百花齐放的景象，需要关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与普通教育共同发展，要避免同质化倾向，促使各级各类学校都能定位清晰、各司其职、追求卓越、充分发展。
  以高等教育为例，我们一提到顶尖大学，往往就只想到综合性大学。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城市除了有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还有许多位居世界前列的小规模专科性学校。这些学校不仅为国家为城市培养了一大批业内顶尖人才，也为国家和城市的软实力提升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我们要花大力气建一批包括综合性和专科性的顶尖高校，黏住一批顶尖人才，培养一批顶尖人才。
  记者：如何做好高质量的人才自主培养工作？
  梅兵：
  一个国家是否称得上教育强国，关键要看自主培养的人才能否支撑国家参与世界最前沿、最先进的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
  在面上，需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高学历人才”数量并不紧缺，关键在结构和质量。为此，需要构建基于行业岗位需求进行科学预测的人才培养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和产学研协同育人，把参与高水平科研训练作为培养创新人才重要环节，把参与行业一线生产实践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必备条件，促使人才质量提升、供需匹配。
  在点上，需要造就一批拔尖创新人才。世界科技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塔尖”上少数拔尖创新人才，这需要我们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基础上关注两端。
  记者：具体是哪两端？
  梅兵：
  一端是少数具有某学科超常潜质学生的培养，要为他们开辟和畅通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识别、培养“绿色通道”，强化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早出、快出拔尖创新人才，满足科技创新所急所需。
  另一端是代表国家最高教育水平的研究生教育，要警惕考研的“高考化”趋势，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体制机制改革，让研究生站在创新的最前沿，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精尖缺”人才。（解放日报北京3月8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