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茅冠隽 通讯员 李华成
  村中建厂，厂中有厂，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嘉定区江桥镇五四村是一个“城中村”，人员情况复杂，管理难度大。自本轮本土疫情发生以来，原本平静的村庄逐渐成为“风暴眼”。
  这个仅有0.8平方公里的村，下辖5个村民小组、39家企业，共9000余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7900余人。疫情发生后，村里感染人数居高不下，最高单天确诊病例106例。12名在各处“救火”的基层干部，在经历了50多天超负荷工作后，逐渐难以招架。
  与此同时，一场拔点攻坚行动也在嘉定全区展开。由江桥镇党委组织的增援队伍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奔赴五四村。
  工作组驰援
  4月18日晚，五四村得到多方支持。包括点位指挥长张国民等5人在内的工作组，从增建村紧急驰援五四村。
  “18日，江桥镇增建村连续2天全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意味着我们结束了连续25天的驻点工作。当天晚上7点左右，我接到镇党委书记电话，让我紧急驰援五四村。”张国民说，“当时大家的身体和心理都已十分疲惫。但是，义不容辞！”半个小时内，张国民和同事们就直奔五四村。
  “大量的工作已超出一个行政村的能力极限。”五四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顾华杰介绍，“每个村干部都在一线，人手不足是最大的难题。”令人欣慰的是，拔点攻坚工作组进驻后，人手方面捉襟见肘的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善。随后的几天里，点位上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增加到了93人，给五四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带去了信心。
  在张国民看来，经过几十天的超负荷工作，村干部的体能与信心都已到了极限。作为点位指挥长，他必须要给战友们鼓劲加油，给他们信心。“我平时常跑马拉松，我知道目前五四村的疫情形势，就像在跑一场马拉松。现在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撞墙期’了。我不断告诫自己和团队成员，顶一顶，再顶一顶，挺过这个极限，终点就在眼前，胜利就在前方。”张国民说，“我们努力拼命工作，村民看在眼里。我们每天走街串巷时，一直在给村民信心，这个时候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用数据说话
  “我们驻点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数据分析组，排摸全村信息，并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张国民说，“与增建村等纯农地区不同，这里是江桥镇最大的城中村，村里有大量的企业厂房，厂房里还有宿舍。这里居住着大量租客，人员结构复杂。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掌握难点，及时作出有效应对。”
  为此，工作组调配了熟悉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对于每天的动态信息制作日报。在第一份日报出炉后，根据实际情况，工作组将所有工作细分成了指挥组、生活保障组、核酸检测组、物资保障组、后勤保障组等11个工作组，并推出12条公约，开展村级防疫工作。
  “抓好数据分析，对于研判疫情走向非常重要。每天进行数据分析，疫情的趋势如何、病例出现在哪里、出现的原因、漏洞在哪里才会清楚，才能有的放矢采取补救措施。”张国民介绍，11个工作组每天都会碰头，交流工作得失，商量改进工作方法。
  建立新秩序
  随着工作组驻点，五四村逐步有了新秩序。
  五四村80%的村民住处没有独立卫生间，厨房也是共用的。全村一共设有5个公共厕所，这里成为防疫重点。“工作组驻点后，我们提出了好几个方案。比如，每家发放塑料马桶、分时段使用、安排志愿者全天候消杀等。”顾华杰介绍。最终，村里决定采用最严格的公厕管理方式：村宅内5个公共厕所，每一个安排2人24小时看守，对上厕所的每一个人进行进、出两次消毒，另外再安排4个保洁员随时打扫清洁。
  “这样虽然麻烦，但是在当下却是最有效、最可靠的管理方式。”顾华杰说，“通过和村民的沟通，这样的方式也缓解了村民心中对于疫情形势的焦虑。”
  此外，工作组出台的12条公约之一要求严格消毒消杀，每天上下午各4次对村宅环境进行大规模消杀。在转运相关人员后，专业消杀队也会进楼道、进房间消杀。村内每家每户都分发到一个喷壶和一瓶消毒片，自行随时消杀；在垃圾管理方面，村宅内清洁工每天清扫道路2次，清运垃圾4次，并做好生活垃圾消杀工作。
  腾出了双手
  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几项村干部原先根本没精力做的事情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比如与村民的信息沟通，协调重点区域的消杀和垃圾的清运，给不愿转运离村的村民做思想工作……”顾华杰说，“村民的不配合源于对未知的焦虑、恐慌和不解。明确人员、细化分工后，基层干部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群众思想工作。”
  让顾华杰记忆犹新的是，有一个10岁大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被封控在村宅内，父母则被封控在另一个社区中。不巧的是，这对老人相继被确诊阳性，因为担心孩子，老人坚持不肯去方舱医院。为此，他前后联系了孩子的父母、所在社区和定点医院，安顿好一切后，这才成功劝说两位老人前往方舱医院。
  目前，江桥镇共安排5个“拔点”工作组，32名区、镇两级干部先后深入五四村、星火村、富友嘉园、江桥二村和大宅风范城，与村居干部同吃同住同工作，强力推进拔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