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开幕，胡锦涛等8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到场参观――如此“高规格”和“特殊待遇”，充分显示了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及受重视的程度。
　　
　　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现在已经驶上快车道，对政府管理层、产业界、科技界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课题。
　　
　　如何抓住机遇？新能源也正考验着上海的眼光和胆识。
　　
　　定位之辨：如何认识确立上海优势
　　
　　眼下，亚洲首个海上风力发电场――上海的东海大桥风电场已开始吊装风机。与陆上风电场相比，在海上竖起“大风车”，施工难，成本高，有专家说，这种选址方案折射出了上海发展风电的天然劣势。
　　
　　客观地说，上海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一般，并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利用的条件。上海清洁能源研究与产业促进中心总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罗永浩指出，上海发展新能源，不能仅从化解本地能源缺口和环境压力的角度理解。上海有能力占据新能源的技术和产业高地，通过服务全国发展自身。“能源领域的基础研究，上海虽不如北京，但在全国仍属第一梯队。在产业方面，上海电气是国内火电装备制造的龙头，北京则缺乏类似企业。此外，上海本地有不少大型电厂，这也是北京所没有的。”
　　
　　着眼于“服务全国”，上海目前正“精耕”两块“试验田”。
　　
　　罗永浩告诉记者，正在开发的崇明生态岛，可以作为广大农村地区应用生物质能的样本；而临港新城，可作为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新能源的范例。如果“耕耘”得当，探索出技术“落地”的现实通道，上海就可以把“崇明模式”和“临港经验”向全国复制。
　　
　　除了“服务全国”，在新能源产业上，上海还必须紧扣“高端”。上海太阳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红波介绍，目前，各国都在开发更高效、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技术迁移已是大势所趋。在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技术上，上海代表着国内领先水平，应当重点突破。
　　
　　转型之机：新能源是“软硬兼施”产业
　　
　　根据对上海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的最新研究，到2020年，围绕新能源，本市可望孕育出又一个超千亿元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是典型的“软硬兼施”的产业――不仅将带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还能衍生出一个很有潜力的现代服务业，完全符合上海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大方向。
　　
　　上海科学学所的任奔告诉记者，目前，无论风电装备、清洁煤利用，还是下一代太阳能电池，国内都还以引进技术为主。上海应抓住时机，大胆投入，在工艺、装备制造等一整套技术体系上取得突破，实现自主创新。
　　
　　参与上海可再生能源规划研究的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新能源分院副院长宋强表示，在火电装备方面，上海电气是国内龙头，但在风电领域则还显得有些保守，应该加快脚步。
　　
　　“上勘院”介入新能源已有所收获，不仅承担了东海大桥风电场的规划设计，而且已争得了外地多个风电场的规划设计服务订单。宋强说，与传统能源产业相比，新能源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要显著得多。以海上风电为例，前期要做风资源调查，以及更复杂的水文、航道情况研究，甚至要评估其对鱼类、鸟类生态系统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风电场落成后，设备的日常维护不会像火电厂那样，由发电企业自己做。宋强说：“一个大型风电场的日常维护只需要10-20名员工，而维护对专业技能要求较高，这都给第三方服务企业提供了空间。”风电项目设计年限一般为20年，需要全寿命周期的服务。国内风电近年刚进入爆发增长期，随着设备老化，故障率升高，对相关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风电的服务特别要求对技术细节的了解，往往依托于先进制造企业。因此，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可以相互促进。
　　
　　针对上海如何发挥整体实力，任奔表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一个企业很难解决所有问题。上海在技术、资金、人才方面具有综合优势，应加强产学研合作，整合本地的设计、制造、施工、维护力量，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新能源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提供“打包”式一条龙服务。
　　
　　机制之力：政府“有形的手”要更有力
　　
　　在新能源的发展上，政策的推动作用非常显著。上海交大罗永浩教授向记者透露，早年，当他还吃不准生物质能研究在国内是否有前景时，英国一位国际学术权威曾给他很大鼓励，这位权威人士向罗永浩列举的中国国内优势中，就包括“政局稳定，政府可以对新能源研究给予长期支持”。
　　
　　不过，参与本市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研究的专家表示，眼下上海面临的制约因素中，也包括“政策措施不够完善”。与常规能源相比，新能源目前缺乏市场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完善地方激励机制，加大落实国家扶持政策的力度。
　　
　　太阳能研究中心的李红波指出，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这几年对太阳能研究的支持还显得不足，而且比较分散，搞太阳能的企业和院所，资金都比较紧张。而本地企业对新能源的投资热情也不如外地。李红波说，近来和他们洽谈合作开发的，几乎全是外省市的民营企业，他们敢于投资，也看好下一代太阳能电池的回报前景。
　　
　　事实上，国有企业由于受制于体制机制障碍，往往反应不够迅速，决心不够坚定，在国内新能源领域，民营企业的技术积累和参与程度都处于领先。由此，为民企创造更便利的政策环境符合逻辑。
　　
　　任奔指出，在新能源发展中，民营企业享受政策还不够便利。目前，扶持政策分散在多个主管部门，对民企来说，人头不熟，信息不灵，门槛也较多。
　　
　　在不久前完成的上海可再生能源规划研究报告中，专家建议，上海应该健全能源行政管理制度，对可再生能源实行集中管理，建立和完善可再生能源规划编制、项目审批、项目评估、价格制定等方面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同时，应加大财政投入，健全可再生能源投融资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