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结束之前，家住普陀区长寿社区的20名贫困大学生收到了新学期的助学金，每人2500元。这笔总额5万元的资金来自驻区企业――白马集团。由单纯靠政府扶贫帮困，到鼓励社区单位做公益事业主力军，以创设“慈善超市”闻名全国的长寿社区目前已形成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百姓受益”的社会化救助帮困模式。2008年，社区单位共捐资210万元，占长寿社区扶贫帮困项目所需资金的“半壁江山”。
　　
　　居委会自募“帮困小金库”
　　
　　自打1996年来到长三居委会，许国英就成了个为钱烦恼的居委干部。
　　
　　长三居委会所“管辖”的长寿新村，前身是老上海有名的棚户区――“药水弄”。虽然普陀区政府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启动了“药水弄”改造项目，建成了住宅新村，但这里至今仍有不少居民经济条件较差。作为街道扶贫帮困的重点关注对象，长三居委会每年能从街道拿到3万元左右的帮困资金，用于节假日慰问困难居民或帮补一些遭遇突发事件的家庭。但身在帮困最前线的许国英却一直为怎么用好这3万元而烦恼：“每户人家最多能拿到几百元，连救急都救不了。”
　　
　　1999年，小区中的一位女孩婷婷考进了大学，但家里负担不了学费和生活费。按照以往的做法，居委会必须给街道打报告申请帮困经费，但要保证资金及时到位有难度。一个偶然的机会，普陀区公证处了解到婷婷的情况，表达了助学的愿望。于是，经居委会“牵线”，婷婷从区公证处获得了每年5000元的助学金。许国英和她的同事们第一次意识到了社区单位的力量，萌发了自行募集资金的念头。
　　
　　2002年，在总结部分居委会试点经验基础上，长寿街道正式“改制”扶贫帮困模式：在给付居委会保底帮困资金基础上，实行居委会每募集1000元街道匹配拨付2000元的办法，鼓励居委会建立“帮困小金库”。
　　
　　用真心和温情打动企业
　　
　　对于习惯了扶贫帮困“找政府”的社区干部来说，“开口要钱”需要经历艰难的“学习过程”。不过，就在一次又一次让人“面红耳赤”的经历中，许国英们摸索到了一些“要钱”的窍门：只有先用真诚的服务感动企业，“搭牢”企业主的“脉搏”，才能促成企业心甘情愿地回馈社区。
　　
　　社企座谈会很快成了一些居委会的常设项目，社区干部们还学会了在座谈会上察言观色，询问驻区单位的需求，并努力帮助企业跑职能部门，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以往很少与驻区单位打交道的社区干部逐渐养成了到企事业单位“串门”的习惯，特别是“两新”组织的党建指导员，总不忘在“铺设”党建网络的同时也铺开“爱心网络”建设。
　　
　　社区干部的温情打动了驻区单位。许国英拿出长三居委会“帮困小金库”的账本：……2005年，自募资金6万元；2006年，自募7万元；2007年，自募6万元；2008年，自募8万元――目前，居委会帮困基金余额有20万元左右，“单单一对一助学，我们就争取到了10家单位参加，资助总额每年3.62万元。”
　　
　　新思路突围“公平性困局”
　　
　　驻区单位的加入，不但帮助街道和居委会扩大了扶贫帮困资金的来源，而且为社区干部一直深为苦恼的“公平性困局”找到了突破口。
　　
　　长寿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忠道告诉记者，以政府身份开展扶贫帮困，必须恪守标准，比如大病补贴一般上限不能超过2000元，“为了保证政府帮困的公平性，帮补金额和项目讲求标准化，有严格的流程；但‘缺点’是难以因人制宜，灵活性较差。”但是，要向受助对象解释清楚政府的帮困体系有相当难度，一些人甚至会质疑政府帮困的公平性。
　　
　　家住常德路的一位姓杨的居民不幸在2006年患上癌症，夫妻二人均失业，还有一个在校就读的儿子，家庭生活相当困难。街道按政策规定给他1000元救助金，但病中的杨先生怀疑“政府揩钱了”。不久，居委会和长寿慈善超市联络“爱心”单位，募集了一笔800元的捐助款。这一次，掂着这笔来自“民间”的捐款，杨先生向街道、居委会写来了感谢信。
　　
　　从“公平性困局”中突围，是不是可以从“第三方”着手？从杨先生身上，长寿街道看到了一条新路：让民间力量成为政府帮困的同盟军。现在，不但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成了长寿社区扶贫帮困项目的“操盘手”，而且还出现了一支“社区工作巡查组”，负责对整个社区的关爱工程和帮扶情况进行复查，确保驻区单位和居民的捐赠落到确需帮助的人手中。力推社会化救助的李忠道说：“只有充分调动社区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建立起真正的社区共同体，慈善事业才能‘长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