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发展的历史性转身大约能以撤县建市为标志。虽然易县更市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围绕市名确定却发生了一番有趣的争论。有人坚持沿袭崇安县的旧名。认为一来可以延续历史，二来可以表示祈求崇地安宁之意。当地一些老同志还加上一条理由，“有利于保护革命老区精神”。更多人则建议改名武夷山，从而更好的提高知名度，因应新的发展战略。后者为了说服前者，引经据典指出，“武夷山”盛名二千年前就广为流传，而崇安之称不过千年。武夷之名自古有之，以武夷山名之更能发扬革命传统，崇安革命根据地就是以武夷山为中心的。毛泽东同志《如梦令·元旦》中的“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诗句，已经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当年战斗在这方山水的革命者，也用武夷山来称谓组织，诸如武夷纵队、武夷干校等等。争论於是平息，最后经过民政部的批准，武夷山市成了全国为数不多的以名山命名的新兴城市。　　

      不过，一个地方经济社会不会因为更名而一夜巨变。崇安两字，再好不过地揭示了当时的武夷山经济地理。崇安，崇安，崇山峻岭中一个偏安的农业小县。资料表明，1989年的武夷山国民生产总值为2.3447亿元，三大产业的比重为44: 27.7:28.3。第一产业农业几乎占了经济的半壁江山，就是到了上世纪末，武夷山的农民拥有水田耕地人均近两亩。自从海运、铁路开通后，崎岖不平的山路成了人们的畏途险阻，武夷山曾经作为入闽主要通道的地位不覆存在。另一方面武夷山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足以让人偏于安逸，拒绝竞争。一杯岩茶在手似乎可以万事莫求。说来也怪，武夷山水出过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出过羽流大僧，独独不出企业大家，连经济思想的火花也乏善可陈。田园牧歌式的经济结构，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必然低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旅游刚发展时，武夷山有这样一句顺口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服务不行”。干部招待所也经常断水断电，游客敲打着脸盆满世界找县长。当年省主要领导来到市中心视察，一句话脱口而出，“这哪是个城市，分明象个乡镇。”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开启了武夷山人思想解放的大门。他们开始了用另外的思维和眼光，重新打量厮守的这方山水，认真审视走过的路程。不能说武夷人不勤劳，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他们夏忙“双抢”，冬修“水利”，打了一场又一场改造基本农田的大会战，但是算术级术的增长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富裕。不能说武夷人没有奋斗，他们也曾“以山兴市”，春来种树，秋去砍伐，可是单调的松木杉木树种几十年的生长周期唤不来幸福。思路决定出路，解放了的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给武夷山定位，寻找最佳的发展道路和准确的目标。武夷山人是有智慧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确定，要把武夷山建设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度假城市，实施“旅游兴市、环保立市、开放富市、科教强市”的战略。　　

      解除思想桎梏，客观审视武夷山就很容易发现其优势和潜力，那就是她的山水人文资源。《武夷山志》有云“崇之武夷，自开辟以来，天造地设，其山之风　崎险峻，水之曲折潆涸，若鬼斧神工，莫可窥测。海内山水之灵异，于斯为最。”而武夷的文化遗存呢？“然自秦汉而降，历为方士羽客隐遁之所，迨宋儒迭兴，考亭夫子倡道东南，讲学于武夷之五曲，而胡、杨、游、蔡诸大儒先后往来，以及文人词客游览觞咏，流风余韵，大为山水生色。”武夷山既尽享皇室殊荣：荣膺汉武帝封祀，得到玄宗皇册封；又成为儒释道胜地，儒之“道南理窟”，道之十六洞天，佛之武夷中枢“天心禅寺”；更得圣贤雅士钟爱，无处不留诗画，哪里没有遗踪。武夷山既可以说地灵而后人杰，也能称是人杰而后地益灵。事实上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到了武夷发展之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爱国侨领陈嘉庚游览武夷后，以一位见多识广企业家眼光，十分高明的预见：武夷山日后将成为东方之瑞士，飞机昼夜起飞降落，海内外游客接踵而至。当年主政福建的项南同志力主武夷山依靠旅游兴市，他说你们不抓旅游就等于“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啊。日本冲绳县长访问武夷山后非常感慨地说，如此山水文化景观要在日本，能够养活一亿人。事实上，武夷山1979年和1982年先后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到1987年旅游优势已初露端倪，干部群众开始对念好“山经”，作好旅游文章产生浓厚兴趣。农民胡继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办起了全省首家农民宾馆，店名取得十分独特，称做矮胡宾馆。这位种过田、打过鱼、修过车、捞过死尸、跑过码头的地道农民，凭着精明的头脑，天生的勤奋，做起“靠山吃山、靠景吃景”的生意来。矮胡给当地开了个好头，一大批农民也学着他的样开宾馆、饭店，兴办起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不到几年武夷山个体经营饭店就有几十家。当时的南平地委抓住“矮胡现象”，展开了全区性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更加坚定了武夷山人发展旅游振兴经济的信心。　　

      撤县建市，理顺了武夷山景区与地方的关系，将原来省地共管的景区体制，改由武夷山市统一管理。这样管山与管人，受益与担责一致，做到统一领导、统一保护、统一规划、统一利用，更好的配置全市资源和各方要素。撤县建市也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快了东溪水电站建设，加紧了溪东旅游服务区开发，安装了市区和度假区程控电话，拓宽了五九路为“四车道”武夷大道，着手改建崇安军用机场和修建横南铁路的可行性研究，引进客商和部门兴建一批高档宾馆和服务设施。武夷山开发旅游和大多数地方一样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而路径却是选择了品牌经营的路子。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牌创建之道，就是抢抓机遇之道。因为品牌往往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创办实践再好不过的诠释了这一道理。早在八十年代初，崇阳溪以东的公馆村一带就作为旅游经济开发区建设。武夷山市正式成立之时，溪东旅游配套服务已初具规模。1991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分管旅游领导吴学谦同志在贾庆林、王兆国领导陪同下视察武夷山。此行让武夷山了解到一个机密，国家正准备在全国有条件的地方试办旅游度假区，赋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当时南平市委书记赵学敏和地委行署一班领导，果断决定，创办旅游度假区，地点就选在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一水之隔的溪东旅游服务区。当两级领导风尘仆仆赶到国家旅游局时，局领导却告诉大家：你们报得太迟了，这批度假区主要在沿海试办，全国仅批8个。是的，其时青岛的石老人，苏州的太湖，大连的银石滩，上海的佘山，昆明的滇池度假区方案均已上报。但是武夷山没有放弃。他们直闯吴学谦副总理办公室，向他汇报试办度假区的愿望、规划和措施，得到了吴副总理的首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更厚爱敢抢敢拼的人。当时参与其中的武夷山领导刘世铭同志，回忆度假区品牌创建成功经验，归结为“三干”精神，即“没日没夜干，加班加点干，拼死拼活干”。在北京申报一周时间，他们是马不停蹄，白天跑部门，晚上窜家门，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做工作，感动了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办事的一般同志。1992年10月4日，国务院终于下发同意建立的文件，武夷山成为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正是这一块金牌号召，海内外客商、省上中直部门和当地群众纷纷投入度假区的建设。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接纳了数十亿的资金。曾经是荒滩乡野、土丘农屋变成了集宾馆、商店、休闲娱乐、配套齐全的休闲度假怡乐园。武夷文化人黄胜科先生这样写道：“白天，游人络绎不绝；夜晚，灯火通明，娱乐、宵夜秩序井然。如都市，不喧闹，似乡村，却不冷清，她是山里的都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品牌创建之道，就是提升质量之道。因为品牌首先是精品，精品需要艰苦的精雕细琢打磨，凝聚人们的心血智慧，武夷山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桂冠就是这样来的。国家旅游局於1995年发出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号召，随即武夷山市政府递交了申请。由于种种原因，武夷山真正行动冲刺是从1998年开始的。创优达标的要求全面而具体，共有18类162项，国家验收时逐项评比打分，县级市必须达到700分以上。随着我省一些设区市的退出，省旅游局当时分管领导建议武夷山放弃，全省仅保厦门市“创优”。武夷山同志们坚持要首批参加创评。时任省旅游局局长明敏以党组会议作出决定支持武夷山创建，并派员给予指导。检查组同志经过3天认真工作，毫不客气的指出武夷山46个方面不足。这时离初查上报仅剩下10天，武夷山同志们没有辩解，也没有寻找应对验收之策，而是认认真真整改，范围覆盖机场、码头、车站、触摸屏电脑、IC卡电话、中英文对照路牌、指示牌、景点说明牌、旅游厕所、客运车辆、出租车辆、旅行社、宾馆、导游、环境、资料方方面面，全市上下紧张行动，半夜还有同志在天游山顶忙着厕所整修。最后，验收组在武夷山对现场游客进行调查，总体满意率达到93%，得分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要求。1998年11月5日下午，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张希钦宣布，武夷山已经跻身中国名山大川之列。1999年1月，武夷山从钱其琛副总理的手上接过了奖杯，成为全国首批54个优秀旅游城市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品牌创建之道，就是锲而不舍的追求之道。因为品牌品质的高贵，需要人们形成共识。坚持源于对价值的自信，源于对客观规律的遵从，源于对事业的热爱和崇敬。武夷山文化遗存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1999年5月间，南平市和武夷山一干领导前往巴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汇报武夷山申报“世遗”工作。不久“世遗”的主席团会议将要召开，决定提交年底的全委会的“世遗”名单。途中大家对申报结果进行了猜测，有的同志假设如果我们不能拿到“双遗产”，那么单项遗产选择“自然”还是“文化”？争论异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共同意见两项桂冠都志在必得。事情进展真的如假设那样不幸被言中。主席团会议初议时对武夷山自然遗产没有异议，而对文化遗产意见不一。因为到武夷山考察评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莫洛伊博士是自然科学权威，而负责文化遗产评估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没有同时前来。虽然世遗协调员亨利·克利尔曾经考察过武夷山，但那时武夷山申报刚刚开始，武夷山的丰富文化遗存无法系统完整的展示。武夷山同志们没有气馁，迅速整理补充各种资料照片，通过各种渠道让主席团成员了解武夷山文化遗存的价值和保护情况。武夷山市长亲自致信协调员亨利·克利尔博士，英文翻译杨建华三天两头给他发电子邮件，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代表团，中国驻法大使都被发动起来，而中国世遗专家、国家文物局文保处长郭旗自己动手为武夷山证明。他向主席团阐述道：“武夷山是美的，它的美不只限于自然风光，它还有一种悠久、神奇的文化的美。进一步研究表明，城村的汉代城市文化与武夷山九曲溪悬崖上的丧葬文化同出于古老的、神秘的闽越部族。一生一死无疑告示着一种已逝去的文明。而这或许正可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第三点”；“武夷山又有几处朱子理学的学院遗址被发现，并被妥善地进行了考古清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展示给人们。如你们所知，程朱理学是东方思想史、教育史、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继孔子之后的重要阶段，其影响范围也不限于中国。这些学院遗存与丰富的文字题刻相辉映，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相结合，与历史记载和中国社会的现状相对照，其意义显然不同于泰山、黄山和峨眉山。似乎可以认为，这方山水文化价值同样可以与世界文化遗产第三条标准相联系，并无疑符合第六条标准。”人们从文中不难感觉到，说明依据扎实的客观材料，内容紧扣文化遗产的标准，而欧式行文风格完全符合西方人的习惯。语言是武夷山在整个申报过程中非常注重的环节。上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本，请的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辑，口语翻译除了省外办系统抽人，还聘请了就读英国伦敦综合大学的博士，对武夷山文化遗产核心内容“朱子理学“一词的翻译，几经斟酌将它译为“后孔子主义”。与会的日本驻法大使询问：“你们说的朱子是不是就是朱熹？”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激动地说，“朱子传大，在我们日本很有影响，武夷山应当评为文化遗产。”不仅仅语言要与国际接轨，而且要按国际惯例办事。“世遗”申报十分注意公平公正，不象时下国内某些达标验收，至少有个人情世故可讲。给前来考察的联合国专家纪念品让武夷山同志们颇费踌躇，礼品轻了不能表达心意，重了又担心违反“世遗”的原则被专家拒绝。考虑再三，武夷山人很有创意的用武夷红豆串成项链，附以英译的王维红豆诗，专家欣然接受，谁会知道，红豆是天游顶上捡的，制作请人帮助，但是情意表达却是真挚而得体的。终于主席团对武夷山文化遗产的“补充材料再议”改变为“同意提交全委会表决”。而全委会上没有任何异议，一致通过武夷山以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大家向中国专家郭旗表示感谢时，他却十分诚恳地说，武夷山文化遗产是靠你们的坚持，靠你们自己艰苦努力而来的。　　

      武夷山人有个习惯说法，他们把国家级以上的品牌称为金牌，撤县建市后，武夷山市一路精神抖擞走来，一路披金戴银意气风发。国家级首批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首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首批度假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类航空口岸、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红袍”制作工艺，世界人与自然保护圈，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中华十大名山、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一块块金牌、银牌展示出武夷山自然和人文的无与伦比的价值，记录着武夷山经济社会进步的风采，招引来全中国全世界审美的目光。武夷山赢得了品牌，品牌成就了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