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解放日报记者诸巍●嘉宾：唐亚林（华东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新闻背景：5月1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实施，首批将教育、卫生、建设、规划等15个公众关注度高、公益性强、公权大的政府部门列为信息公开的重点突破口，这在全国省级地方政府中是率先之举。
　　主持人：我昨天登录了上海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网页，发现光是网上咨询的就多达8000多人次，这还不包括大量到各级公安局窗口部门的咨询，可见老百姓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是多么的需要。从公共行政学分析，您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将给百姓和社会带来什么？
　　唐亚林：政府信息公开，表面看只是政府办事方式的一种改变，而本质是执政精神的一种进步。它明确了“政府由人民授权产生”的思想，政府的义务就是如何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就是如何使自己更好地接受人民监督。这是依法行政，建设透明政府、法制政府、责任政府的必需。
　　政府信息公开解决了三大问题。首先，过去百姓与政府掌握信息严重不对称，获得办事程序、办事要件等信息的渠道非常少，直接导致了相关公务活动的低效率。比如个人开办一个商铺，事先很难知道具体要办理哪些环节，于是往返奔波、疲于奔命。如今，只要上网查阅便一目了然。其次，政府信息公开增加了行政的透明度，方便了群众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比如原来有些基层政府部门蒙蔽百姓，乱收费、乱设置行政审批障碍，在政府信息的公开下都将无所遁形。再次，政府信息公开还使政府决策过程得到更多百姓的参与，实现决策民主化，帮助政府纠错。上海的《规定》明确重大决定草案应向社会公开，在政策出台前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前不久，北京准备出台“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在草案公开期间，8位普通市民来信指出该规定有歧视外地企业之嫌，引起政府部门重视，重新考虑，最终撤消了立法动议。这也是政府信息公开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
　　主持人：政府信息公开，的确是我们政府依法行政的重大进步。但是《规定》中也界定了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有人担心这会不会成为政府部门今后搪塞、不公开某些信息的借口。
　　唐亚林：目前世界上依法行政的国家，大多有直接或间接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各国碰到的最大难题，都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如何确定。韩正市长在解释上海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时，引用了“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宗旨，规定了凡是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都要公开。我认为，现行《规定》中关于六类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描述，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减少模糊性。国外成熟的信息公开法，一般对此都有详细到“连篇累牍”的规定。
　　我想强调两个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保密法》所规定的保密内容往往超越国防、外交、情报的必要领域，而且对于有权设定密级的单位管制过于松弛，导致了很多本可以公开的东西随随便便就被打上了保密的印记，而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中，属于国家秘密的，就可以免予公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有必要先对保密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另外，对于难以确定是否应该公开的政府信息，由谁来裁定，这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举个美国的例子，对于“9・11”之前政府是否获悉恐怖分子袭击的情报，白宫认为这是国家机密不予公开，但在国会的听证要求下，只能公开。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于某些特定的政府信息，因有专门的机构实行监督公开。针对这样的需求，上海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时，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的“政府信息委员会”，由社会人士组成，决定有争议的政府信息是否公开。我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如果作为权力机构的人大能够介入，会使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更有力度。
　　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延伸，诸如政府官员收入、任职前后的财产申报、公务活动的开支……都纳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以便公民更好的监督。
　　主持人：与以往村务公开、警务公开不同，这次的政府信息公开，除了单方面的政府主动公开外，还强调了依公民个人申请提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唐亚林：作为政府部门，它不可能考虑照顾到每个公民千差万别的需求，因此在主动公开主要的政府信息外，依申请提供“个人特制政府信息”非常重要。据说在美国，95%以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是应企业和个人的申请而提供的。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公民应该积极地向政府部门提问，比如你所生活小区周边的开发规划，比如质疑令人怀疑的收费项目，比如某项办事的具体程序。不断地提问、不断地咨询，这是我们的权力。也许是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作祟，我们的公民缺乏主动监督政府的意识，缺乏那种政府应该为我服务的“心安理得”，如果所有的公民都有这样强烈的意识，不但保障了自己的利益，也能促动政府更好地实现信息公开，建成法制政府，何乐而不为呢？